携手共进，山高水长
——在“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的发言
上海药物所所长 蒋华良
2016年6月8日晨于上海寓所
尊敬的许校长，各位领导和嘉宾，先生们、女士们：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令人高兴的日子，也是必将载入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史册的日子。今天是我们两家合作签约的日子。我十分荣幸，代表上海药物研究所发言。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携手共进，山高水长＂。
大家一听这题目，就知道我发言的立意，可能远不止从文字上所表达的意思。我相信，听完我的发言，我们两家单位的同事们会有新的体会和认识。
近半月来，我连续写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写作的起因是去年为纪念我所创始人赵承嘏先生诞辰130周年，我牵头整理赵老先生的生平材料，发现赵老先生留给了上海药物所宝贵的遗传基因，后面我会讲到，这基因中融入了8797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DNA序列片段。为了教育我自己以及后人，我写了三篇系列文章：《我们共同的基因—致药物所毕业的校友们》、《上海药物所基因的特质（一）：继承传统，创新发展》和《七十年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ence、Nature和JACS文章—兼论上海药物所基因的特质（二）：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昨晚我完成了第三篇文章，掩卷扶案，思绪万千。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赵承嘏和张昌绍两位老先生携手向我走来……。其实，我们的合作早已开始，始于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今天，我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赵承嘏和张昌绍两位老先生在1940年代合作研发抗疟新药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故事。
在历史长河中，疟疾曾列为蹂躏人类时间最长的疾病，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战胜疟疾一直是医学和药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上世纪40年代，奎宁的抗药性已经显现，寻找新的抗疟药物是国际药物研发的热点和制高点之一。1942年，中国药理学创始人之一张昌绍先生与赵承嘏先生合作，开展从中国传统中药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研究。1943年他们发现常山的根（俗称常山）和叶（俗称蜀漆）有抗间日疟药效，论文发表在《中国天然药物杂志》上。接下来的六年（1943年至1948年），赵承嘏领导的化学团队和张昌绍领导的药理学团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赵承嘏等从常山的根和叶以及同科植物伞形绣球（中国绣球）中获得了常山碱（α、β和γ三种）、常山素（A和B两种）、伞形酮（7-羟基香豆素）和4-喹唑啉酮等天然产物，化学研究工作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重要的一篇“中药常山中的抗疟成分”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上。
1945年，张昌绍等建立了鸡感染疟疾动物模型，极大地加快了抗疟药物的研发进程，发现常山素无抗疟活性，常山碱有抗疟效果，活性从强到低依次为常山碱γ、α和β。我曾介绍赵承嘏博士论文是做延胡索甲素的全合成（见本系列文章之一《我们共同的基因—致药物所毕业的校友们》），他有深厚的化学功底。赵承嘏等对从常山的根中分离得到的天然产物进行了初步的化学研究，发现常山碱γ、α和β这三种异构体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上所述，当时抗疟药物的研发是国际新药研究的前沿，很多研究机构和研究小组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Magidson和Yolovchinskaya合成了一系列喹唑啉酮类化合物，发现了其中一些衍生物具有抗疟活性。赵承嘏等从常山中获得天然产物4-喹唑啉酮，这一结果与Magidson和Yolovchinskaya的研究结果一致。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常山提取物做了13例间日疟感染病人治疗的临床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退热效果与奎宁相当，杀疟原虫效果比抗疟稍慢（慢一天左右）。这一研究结果在当时显示了较高的水平，研究结果发表在Science上。张昌绍等继续进行药理学研究，特别是对抗疟活性较高的常山碱γ的药理作用进行了详细探索，并发现了中国绣球的抗疟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上。
上述研究的另一个产物是培养了高水平的人才：张昌绍的助手周廷冲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生化药理学家，在生物活性因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成就很大，首次阐明梭曼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的老化机制，证明梭曼膦酰化酶老化的实质是毒剂残基上特己氧基的去烷基反应，从而为毒剂防治指明了方向，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赵承嘏的助手高怡生被他派往英国留学，主攻有机合成，后成为我国著名药物化学家和天然有机化学家，领导完成了复杂天然产物美登素的全合成，在肿瘤化疗药物研究方面有较高的造诣，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任上海药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因此，这一研究工作实现了“基础研究、新药研发、开放合作和人才培养”四位一体的目标，这是上海药物所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模式。
赵承嘏和张昌绍的合作和友谊一直维持到文革初期两位老先生去世。上海医学院和上海药物所原来仅隔一条肇嘉浜路，两家单位的科研人员和学生交往密切。赵承嘏还聘用张昌绍为药物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教的学生邹冈（1980年评为中科院院士）、李晓玉（药物所研究员，免疫药理学专家）等先后分配到药物所工作；张昌绍指导过药物所很多研究人员，金国章（2001年评为中科院院士）和池志强（1997年评为工程院院士）等均受到了张昌绍的指导。
【昨天我们举办了金国章90华诞庆祝会，金先生专门回忆他1952年来药物所工作，研发安定作用机制，请教张昌绍先生，老先生对他说“发现新药是知其然，药物作用机制研究是知其所以然，药物研究的知其所以然可能更重要”，这番话让金先生一辈子受用】
【1960年代，张昌绍带领邹冈从事神经药理学研究，发现吗啡脑内抑制疼痛的位点，在《中国科学（英文版）》等杂志上发表5篇论文。因当时中国处于封闭时期，不然又要发表Nature或Science文章，因为这一成果比国外科学家早了10年（同样的成果发表在Nature上）,他们发表在《中国科学（英文版）》的那篇文章是1965年至1995年30年里疼痛领域引用最高的论文。】
两位老先生开创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在药物所得到了发扬光大，对今天药物所的发展依然具有指导作用。今天药物所的发展模式是：“基础研究、技术发展、新药创制、转移转化和人才培养”五位一体，“转移转化”是原先“开放合作”的拓展，“技术发展”是根据目前药物研发的趋势新增的。我想，这一镶嵌着复旦药物院DNA序列的发展模式也一定适合于复旦药学院。
七十年前，赵承嘏和张昌绍的合作研究，论文发表于Nature、Science和JACS等杂志上，用今天的评价标准来看，非常高大上。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了用现代化学和药理学研究中药的策略、方法和技术体系，这也为523项目的实施以及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饶毅教授曾经评价这项工作：“尽管（常山碱）存在催吐的副作用未被广泛使用，但从中药中找抗疟药的整套研究思路和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然被重复运用。”
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创新驱动发展是当代科技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今天，我们签署这份“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战略合作协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一份体现创新、引领、共享、双赢和落地的文件；它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号召，围绕上海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是对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构筑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任务的切实贯彻。
去年许校长带领复旦大学领导到科学院上海分院商讨战略合作，当时复旦大学正在招聘药学院院长，我在会上主动向许校长提出建议：上海药物所与复旦药物合作共建药学院，许校长建议由上海药物所研究员兼任院长，陈凯先院士和我不约而同推荐王明伟博士出任药学院院长。我与王博士商量的第一项合作计划就是依托联合培养，实施“拔尖创新人才计划”。这一计划是通过多途径筹措一定的研究生指标增量，双方利用部分增量来共同实施的，采取“4+2本硕”与“4+4本博”一体化培养模式。“拔尖创新人才计划”将由合作双方导师组成的“特聘教授组”，选拔二年级优秀本科生（20-30名），建立“菁英班”；由双方导师共同研讨制定培养方案，课程学习主要在复旦药学院完成，上海药物研究所导师参与教学活动。学生定期到双方单位相关实验室深入学习部分专业课和实践课，并开展科研实践、毕业设计及论文撰写。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后，具有创新意识和科研探索精神的学生可通过考核进入“本硕”或“本博”一体化联合培养体系。“菁英班”实行动态管理模式，学习过程中允许学生重新选择进入普通药学班（不超过10%）；同时普通药学班的优秀学生经“特聘教授组”考核后也可以进入“菁英班”学习。“拔尖创新人才计划”将由导师组统筹双方的资源和优势，精心制订高起点和高标准的培养方案；推行符合拔尖人才成长规律的管理制度、配套政策和操作办法。“拔尖创新人才计划”将注重培养研究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的灵感；组织双方学科带头人和行业企业优秀人才联合编写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的创新创业教育教材；运用大数据技术，为研究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改革考核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拔尖创新人才计划”将紧密结合双方单位的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如科技重大专项等），充分利用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资源聚集、生物医药创新链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设立创业风险基金，鼓励品学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和探索精神的研究生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其他创新科研活动，培养和造就药学领域的领军人才。
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计划是共建药物研发创新平台。上海药物研究所将与复旦药学院共建由后者牵头申请成立的“复旦大学原创新药国际研究院”。目前，科学院和上海市正在积极推动张江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张江国家实验室将以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上海药物所药物研发平台等为核心，建设以新药研发和健康产业为出口、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生物材料研发、新光源技术研发和应用为核心的综合性国家实验室，上海药物所是张江国家实验室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我们将积极推动复旦药物院参与国家实验室的建设。
回顾历史，我们拥有共同的根：复旦药学院成立于1936年（时为上海医学院药科），1950年中法大学药科并入上海医学院药科。上海药物所成立于1932年，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联合创办。如果把单位比作人，我们两个单位体内流淌着共同的血液，有共同的遗产基因特质。我们在前辈张昌绍先生和赵承嘏先生，他们德高望重，高山仰止，为我国的药物研究和中药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合作也成为典范佳话。
让我们两家携手共进，共同发展，共创新的“山高水长”的合作典范。
